专访“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禹国刚：在时代的洪流中昂首前行

在万众瞩目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向100位“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杰出贡献人物”颁发“改革先锋”奖章。我校68届校友、深圳证券交易所主要筹建者禹国刚荣膺该项殊荣，他的推荐语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者”。禹国刚也是资本市场惟一的一名入选改革开放百杰的代表人物。

作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要筹建人、原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禹国刚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发展的历程。回首自己与证券业的结缘，禹国刚提到了他的三次选择。

俄语还是日语

1964年，禹国刚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即西安外国语大学前身）俄语专业。作为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四所外语院校之一，西外初名为西北俄文专科学校。“那时候我们学校的俄语专业在全国都很有名，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是很强的。”回忆起大学生活，禹国刚骄傲地说。在他大学期间，正值中苏关系恶化，又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年轻的禹国刚开始认真思考未来的出路问题。禹国刚留意到给自己教授俄语的年轻老师会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到母校夜大进修英语，这更在禹国刚的心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学俄语在那个年代究竟有多大用处？迷茫困惑中，母校图书馆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仿佛幽暗中的一束光，给了他希望——多读书心中自负，勤学习万事皆通。在浩瀚书海中一番求索后，禹国刚产生了新的疑问：鲁迅、郭沫若都是去日本学医，然而他们都没当过医生，而是从事了文学创作，走上了革命道路，既然如此，那当年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到日本留学？孙中山在西方学医，回国后仅有短暂的几年行医生涯就投身中国民主革命了，期间他也曾多次到过日本，并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赤坂发起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日本究竟有什么值得学习之处？彼时，中日还未恢复邦交正常化，全国也仅有几所高校开设日语专业，那学日语未来有什么用处？禹国刚心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工业化强国之路，一定有值得学习研究之处。于是，禹国刚毅然决定改学日语。

禹国刚将自己想要转学日语的想法告诉了当时西安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张治平，张院长当即表态全力支持。可是那时候外语学院还没有开设日语专业，上哪去找老师呢？在张院长的支持和鼓励下，禹国刚联系到了当时西安公路学院（今长安大学）的一位归国华侨胡秋金老师，请他来学校办起了日语班，自此开始了日语学习。正是得益于禹国刚的潜心好学、张治平院长的开明包容和胡秋金老师的无私授教，这个日语班才得以应运而生。聊起那时候学习日语的热情，禹老呵呵地笑道：“当时我们这个班上，就属我的日语学得最好！而且我日语学得可是比俄语强多了。”不管是俄语还是日语，或是其他语言，禹国刚始终认为，语言是工具，是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大有用武之地。

赴日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诞生，“春天的故事”唱响神州大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彰显出了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那时候的禹国刚已过了而立之年。1981年，他毅然调离开了陕西汉中的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凑了几百块钱的路费，带着全家人投身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初到深圳，日语专业水平过硬的禹国刚在深圳爱华电子公司担任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

1982年，共青团中央和当时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组成联合招考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招两个人去日本学习。当时招考有三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要符合，二是日语要好，三是要懂得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招考小组在京津沪三个直辖市都没找到合适的人，于1983年初春来到广州，辗转得知深圳爱华电子公司有个秘书懂日语，便通过深圳团市委联系到了禹国刚。正是在这样偶然的情况下，禹国刚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去广州参加了选拔考试。而今谈到三十多年前这场改变他人生轨迹的考试，禹老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开考时间还没过半，我就已经答完了题目，看到卷面上有些字迹涂改不太整洁，就跟监考老师申请多要一张试卷来誊抄一遍。谁知道监考老师把新的试卷给我之后就一步也没有离开，一直站在我身后看着我重新答了一次。”这场笔试过后，禹国刚直接被招考组叫到考场二楼参加了日语口试，顺利通过之后就是金融证券基本知识的考察了，禹国刚也顺利通过了。招考组感到很意外，问他是从何处学到的这些知识。禹国刚答道：“我来自深圳经济特区，半年前在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借过一本这方面的书，我认真研究过这本书，还做了些读书笔记，为了这个考试，我把笔记又翻了一遍。”招考组当即拍板，禹国刚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的留学生。谁曾想，那时候对金融方面书籍的广泛涉猎本是兴趣使然，竟为他日后的际遇埋下了伏笔。谈起这段经历，禹国刚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不管到什么时候，在什么境遇之下，坚持学习总是不会错的，只要用心学习了，就一定是有收获的。”留学日本期间，禹国刚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勤奋刻苦，积累了大量证券市场理论和操作经验，得以让他成为日后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首要人选。

筹备创建深交所

1984年，禹国刚从日本学成归国就回到爱华公司继续工作。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部史书中，1984年，注定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份。这一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首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特区，对特区的建设成就表示充分肯定，并亲笔分别为两个特区题词。其中为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世纪伟人的这一重要判断，是当年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最强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一直走在积极改革探索的最前沿。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提出，深圳应在资本市场的试验探索中先行一步，为在全国推广而积累更多的经验。同年11月，深圳市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立。禹国刚再次做出了人生重大选择——奉命调离中国银行，担任深圳市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属专家小组组长，全程参与深交所筹建工作。

从1988年11月到1989年4月，禹国刚带领的专家小组集中精力翻译了200多万字的外文资料，又按领导小组指示组织多方专家反复论证定稿，形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即中国第一部证交所“蓝皮书”，共计33万字。这本“蓝皮书”也为后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提供了借鉴。

唯物辩证必然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非常激烈，与之相伴的则是深交所几易其名，从起初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到“深圳证券市场”，又到“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终于还原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名称的几经更迭，一方面折射出当年复杂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暗含着筹建者们成就事业的坚强决心。

1990年12月1日，这是禹国刚终生难忘的一天。正是在这一天，禹国刚和另一位筹建人王健一同为深圳证券交易所敲钟开市，因为当时“深安达”股票股本小，最先完成了股票的标准化和集中登记以及集中托管等工作，成为在深交所第一只集中交易的股票，这标志着新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中国证券市场由此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每每回想起这一历史时刻，禹国刚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自深交所成立至1995年期间，禹国刚一直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曾于1992年至1993年担任深交所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推动深交所第一个同步实现“四化”——即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为中国资本市场探索了一条规范、安全、高效、低成本的发展道路。这“四化”的实现为证券市场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技术支撑作用，造就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2010年全球IPO(新股发行)融资金额名列第一的资本市场。深交所于1993年实现“四化”后，一跃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知名的证券交易所，其证券交易系统技术水平至今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禹国刚荣获“改革先锋”荣誉称号之后，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12月22日发布了《中国证监会致禹国刚同志的贺信》，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贺信中写道，“禹国刚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探索者，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实践探索，为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动证券交易技术革新、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以禹国刚为代表的老一辈资本市场建设者们，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和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必将在岁月的镌刻中永放光芒。

面对赞誉，禹国刚饱含感恩之情，“我人生中最自豪最幸运的就是处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能够在时代给予的机遇中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尽了我该尽的力。”而今，已迈入古稀之年的禹国刚依然神思敏捷目光炯炯。在时代的洪流中，有的人选择了随波逐流，有的人选择了墨守成规，而禹国刚选择了勇立潮头昂首前行。回首这一生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时常萦绕心间的依然是母校墙上的那幅牌匾——多读书心中自负，勤学习万事皆通。以此与青年一代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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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郭斐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许恒睿

校对：白佳佳

责编：郭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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